他们都曾活得精彩——社交活动篇
在群山环绕、景色怡人的希望之谷,1969年以前遭强制隔离的麻疯病人都能在没有歧视的环境中自在地生活。虽然他们的世界比别人小,但至少,在这个占地562英亩的院区,他们是自由的。
在麻疯病现代药物氨苯口(Dapsone)面世以前,麻疯病是个令人闻之丧胆的绝症,任何人一旦感染了麻疯病菌,就会社会甚至家人的唾弃。由于惧怕外界歧视的眼光,许多麻疯病患在康复及获准离院以后宁可留在院区,在这个世外桃源继续生活。
来自全马各地甚至印度、印尼、尼泊尔、英国、日本、欧亚等国的病患们在这里求学、工作,参与各种社团与社交活动,生活过得充实而自在,很多自小就住院的病患都曾有过阳光般的童年和快乐的青葱岁月。
从前所有病患入院后都会先被安排住在西院的病楼,每天早上住在西院的孩子们都会乘坐救护车到位于东院的学校上课。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受控制后,院方就会安排病患转去东院的儿童楼或一般病楼,所有孩子都得去院内的特拉维斯学校(Travers School)读书,而教学工作就落在教育程度较高的院民身上,待孩子们中学毕业后再安排他们搬进屋仔(chalet)。
12岁就被家人弃在病楼门前的刘新花说,她住在东院的儿童楼时,每天早上排队进课室时护士都会检查他们的手脚和让他们喝药水;每个星期一和四下午两点,他们都需打针,过后再回到学校上课,四点放学后就去喝牛奶,六点排队进会堂吃饭,吃饱饭后同学们都会在操场上散步或到附近的足球场看电影。特拉维斯学校的孩子很小就学会独立,除了得洗和熨自己的衣服,每个周末还得帮忙病楼助手洗地。
现年73岁、在中院经营花圃生意的刘新花说,从前学校有童军和女童军活动,她参与的女童军每周都会在大会堂里唱女童军歌、学习打绳结,有时还会组团去野餐和露营。她的校园生活过得很开心,只是没钱买东西吃。
在18岁那年(1957年)住进院区的梁志君回忆,他的时代大约有200多个学生,每天放学后同学们都会在操场上打球、踢球。他印象中每年最热闹的节目要数一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
运动会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比赛项目是“枕头大战”(pillow fight),玩法是在三、四尺高的水池上架一根涂了牛油的横木,两个参赛者坐在横木的两端,慢慢挪到中间,用长型的抱枕打起来,最先被打下水的人就算输。
习武风气盛
有一段时期,院内习武风气极盛。1954年住进希望之谷的叶添说,当时各门各派都有在这里教拳,有蛇龙拳、五家拳、蔡家拳、佛家拳、蛇龙拳、白鹤拳等,很多师父是“中国来的老头子”;1969年“513事件”爆发后,一班习武的院民曾组织起来守夜长达半年。
另一院民黄玉安说,他年轻时曾在潮州会馆向一个老师父学少林派武功,每次习武结束后都可吃上一碗免费的红豆水。
当时院内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公开让所有院民参与。黄玉安就曾参加改良会的口琴队、参议会的乐队、会馆的唱歌班,以及佛庙的舞狮团。
他说,那时参议会有各种乐器,包括小提琴、风琴、喇叭、萨士风等,由一位深谙乐理的院民兼任指挥和导师,他的口琴和喇叭都是向这位院民学习的。由于白天大多数院民都要工作,所以他们总在晚间上课,课程还是免费的。他上过的口琴班共有十多个学生。
他说,那时院内常年有各种籍贯的会馆和教会举行的茶会、庆祝会等,无论是乐队、武术班、唱歌班、舞狮团都经常受邀演出,表演完后主办方总会请他们大吃一顿,那就是他们演出的酬劳。
这批院民成长的年代物资贫乏,家中没有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亦是奢侈品。梁志君回忆,五福堂买了数台收音机放在大楼、中院等地方,并请一个工人管理。每天下午五点院民们总围着收音机,听红遍马新的李大傻讲古(Big Fool Lee Story Telling program)。
他说,印度人当中有很多文盲,每天下午四点印裔教师克里斯南(Krishnan Murugan)都会坐在树下读淡米尔文报给关心印度时事的印裔院民听,每人收一毛钱。
露天电影会
看电影可说是院民最大的娱乐。从前希望之谷每个星期都会放映两部电影,黄昏时分,院民已经聚集在足球场的电影屏幕前,等待看露天电影。
梁志君说,从前近半数病人都有工作,因此每部戏都会放映两天,让晚班当值的院民员工轮流观赏。由于电影是在草场上露天放映,因此每个院民都需自备椅子。虽然电影8时播映,很多院民六七时就赶来霸位。每个人都会夹着雨伞,提着藤椅或凳子去球场和朋友打成一片,流动摊贩也来卖面卖零嘴,场面非常热闹。下雨的话,观众就一哄而散了,若只是毛毛雨,他们就会撑起雨伞继续盯着荧幕看。
1959年,民众会堂(Dewan Orang Ramai)建竣,参议会安装了新的电影屏幕,自此电影就在室内放映。民众会堂内备有风扇和公厕,每当电影播放日,院民一定会把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
“这里有很多个民族,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每个星期都有几个方言(语言)的戏啦,比如拜一多数是华语、印度戏或马来戏……拜四多数是做英文片。”
他说,参议会都是跟片商租借已在电影院上映过的电影来放映,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李小龙的《唐山大兄》,英文片他最记得有牛仔片和《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
院民办游艺晚会
“娱乐方面除了看戏,院方也鼓励我们每年举办一两次fun fair(游艺晚会),fun fair里面有各种活动,比如‘horse racing’(‘赛马’)啦,抛球,有种特别的(游戏)叫作‘12支’。”梁志君说。
游艺晚会在1950-1980年代是院民极之期待的年度活动,气氛总是热闹欢腾。晚会各种游戏设备皆由院民自行制作,其中最特别的是“12支”。梁志君说,院民事先搭一个三四尺高的平台,让主持人坐在上面,前面放着一个备有一个小门的木箱,箱里放着“将士相,车马炮”等12个字,下面有放着写着这12个字的木板,院民就在这块板上下注,猜木箱关着的小门里藏着什么字。
“他就开那个门,是什么字,开到马的,有买马的就中了囖。”
他表示,这个游戏是含赌博性质的。“以前我们这里没有law(法律)的,院长也来玩。以前我们有特权的,我们赌博啊,警察不敢进来的,以前。外面的fun fair哪里可以玩有赌博性质的游戏?”
除了丢飞镖、抛球等可在一般游艺会或游乐园见到的游戏之外,他们还设计了“吊啤酒”的玩意儿,玩法是给每个玩家一条长竹竿,尾端绑着绳子,吊着比啤酒瓶大一点的铁圈,哨子一吹就开始吊,谁先把铁圈套在瓶颈上,那么啤酒就是他的。
至于“赛马”并不是真的赛马,而是玩具桌上赛马(Horse racing board game),随着机器转动,五六种颜色的小马就“拔腿狂奔”,玩家就可下注“买马”。
梁志君说,当时有个当助理护士的院民总在晚会上表演魔术,他还曾在英国医生的推荐下,获得麻疯病救济会(MaLRA)赞助从英国订制魔术器材回来,表演复杂和考究的魔术表演,梁志君形容“就像大卫考柏菲(David Copperfield)那样,可把人锯成两段”。
每年大事庆佛诞
由于大多数院民是华人和佛教徒,每年的佛诞是院内最盛大的节日。每逢佛诞日,佛教静修院都会在院区举行花车游行,各个会馆都会倾巢而出,参与其盛。
从1960年代的旧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潮州剧社的会员打扮成《西游记》的人物如唐三藏、孙悟空等,福建会馆和福惠宫的会员在打扮成八仙、观音等传奇人物,每家会馆都出尽法宝,精心设计人物造型,在乐队的伴奏下参与盛大的游行。一名当木匠的院民每年还会制造结实而美观的大型木龙舟,载着“八仙”参与卫塞节的花车游行。
刘新花回忆道:“以前有个‘师姐’,她会教几个aunty 缝制戏服给我们穿,全部佛庙‘师姐’教我们化妆的。”
她口中的“师姐”是谭玉师,人人都称她师姐。她自小参与粤剧戏班,曾在东南亚各地及中港演出,但正当事业起飞时不幸罹患麻疯病,在1930年代住进院区。当时特效药还未发现,麻疯病仍是绝症,因病毁容和四肢弯曲的她被迫留在院区,告别流光溢彩的舞台。所幸佛教静修院和改良会皆有戏班,她的技能仍有用武之地,每年佛诞日前她都会精心策划各种人物造型,包办选角、服装设计、决定角色的妆容和发型,并从旁指导各种姿势,让年轻人和小朋友似模似样地沿途表演及上台演出。
曾装扮成仙女沿途撒花的刘新花仍记忆犹新:“她教我们怎么做啊,出游那天教我们怎么跳舞,又叫人家帮我们化妆,穿什么衣服,发型要怎么弄,这样出游,佛庙出游我们念经,这里走到印度庙再回来佛庙。游行完毕就去卸妆,去宵夜了。吃佛庙的米粉,吃完米粉我们就回去儿童病楼了。”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是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共存的社区,每逢佳节总有各种庆祝仪式,比如在圣诞节,院内的教会都会举行茶会,让小朋友们打扮成圣经人物和小天使上台表演。刘新花说,好几年的平安夜,她和几个女生被挑中去扮天使或跳舞,表演完毕一定会有“大包”和点心吃,圣诞老人也会送礼物给孩子们,那是他们最开心的节日。
此外,当时院内13家会馆每年庆祝周年纪念时都会开茶会宴请院民,因此院民一年到头都可参与大大小小的节目。
组团乘巴士出游
在1950年代末,参议会获赠一辆巴士,自此院民经常组团到外州观光或探望寄养在教会或孤儿院的孩子,有一段时期,院民每周都组团到吉隆坡市区吃喝玩乐。年轻时到摩立和波德申海边游玩是院民的集体记忆,许多院民都缅怀至今。
李初成表示,这辆巴士是在参议会秘书约书亚拉哈瓦(A . Joshua-Raghavar)的要求下,由福利彩票局(National Lotteries Board)赞助给参议会管理的。
“我们的院长雷迪医生(Dr K.M. Reddy)也鼓励病人出去跑跑,别一直呆在麻疯病院,每个星期六要去吉隆坡,收费只五毛钱,一辆巴士40多个人。”
那时院方禁止院民在院内养育新生婴儿,婴儿出生六个月后就得抱回给家人或送到修道院、儿童之家等寄养。除了位于吉隆坡的圣婴修女会、清心慈善社(Pure Life Society)、万挠的孤儿院等,他们的后代还被远送到怡保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马六甲的姑娘堂寄养。李初成说,“探亲团”租巴士是免费的,父母们每个月都会组团去探望孩子。
目前担任参议会秘书的梁志君从前常组团出游。他说:“我那时有做组织,组织去看球赛呀,看戏呀,以前有什么好戏的时候,我都有组织,《音乐之声》、《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呀我都有组织巴士车去看。”
他说,每个人都可以组团租巴士外出,发起人得负责订票及向参与者收钱,只赚到自己的车费和入门卷。
“病人很多都很喜欢看球的,有些半夜来找我问还有位吗?有一次中国队和沙地阿拉伯来打亚洲盃,他们都很喜欢看。”
梁志君还曾组团去新加坡特拉法加麻疯病院(Trafalgar Home)访问,岂料到关卡时遭新加坡海关挡驾,担心他们住在酒店会传染病菌。直到新加坡麻疯病院的负责人收到电话后赶来关卡,解释他们是寄宿在他们院区,巴士才获放行。
在高峰时期希望之谷共有2440个院民,在院民的回忆里,这是一个拥挤而喧闹的社区。陈兴说:“好像每天你看到路上都有人走的,有人走来走去,到了今天有路没有人走,没有看到人,现在每个年纪大了,到了6点、7点,每个就关门待在屋子里面了。”
目前院区只剩下138个院民,过去熙攘的景象被寂寥取代,许多开麻将馆的会馆早已关闭,只有华人同济会还传出麻将声。乐队、剧班、武术队、唱歌班、舞狮队老早已解散,只有宗教仪式和活动如佛诞游行的传统还在延续,但规模早已大不如前。自从2011年院方停止派菜之后,院民连见面寒暄的机会都少了。
现在除了病楼,院区已全面开放,外面和院区的界线业已模糊,公众经常租用参议会大会堂打羽球,周末越来越多人进来参加古迹导览活动、写生和办亲子活动。院民和租户的花圃和树苗越做越大,总有汽车停在路旁选购盆栽和树苗,院民的生活情况已经普遍获得改善。大部分院民经已退休,闲来到“公平”咖啡店喝茶或去华人同济会搓搓麻将,日子过得清闲而惬意,回到家最重要的节目就是追电视连续剧,跟一般的马来西亚家庭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