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职守一辈子
随家人从中国南来、定居柔佛的叶添小时候家境相当好，当中医师的父亲拥有橡胶园、黄梨园和胡椒园，并且聘请了7个工人帮忙打理。那时叶添家里有个与他门当户对、青梅竹马的童养媳，但在少年时期患上麻疯病后，他的命运罗盘就随之逆转。
去浇水前叶添总会先穿上义肢。（陆奕萌 摄）
1932年出生的叶添在日治时期（1941年-1945年）就出现麻疯病症状，身体浮现像汗斑一样的色斑，手指丧失知觉，一位园丘书记见状，就告诉他的父母这孩子应该是患了麻疯病，随之带他到新山中央医院问诊。经医生确诊之后，叶添被安排入住淡杯麻疯病院。
离家那年，叶添才16岁，起初母亲还有去探望他，但探望数次后，父母就因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前途，而变卖胶园和黄梨园，把其他8个孩子送回中国生活。
叶添在病楼旁耕种以打发时间。（陆奕萌 摄）
“人家怕麻疯的，你不走啊！好像我中麻疯，兄弟姐妹人家会怕，你的女儿哪里嫁得出去？你的兄弟哪里讨得到老婆？ ”84岁的叶添坐在病床上说。
起初父母还会给他写信，但年龄尚幼的他一概没回，渐渐就与家人断了联系。他说：“他们没有在这里，没有照顾到我，写信也没有作用啦。”
作为早期的隔离所，淡杯麻疯病院并没有人道的社区规划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孩子们皆没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叶添记得每天早上8点半到10点半一名锡克人会在办公室前的空地上教孩子们英文，下午则有人教中文。每天早上10点半的喝茶时间，附近教会还报效一些牛奶和饼干给他们吃。在他的印象中，那儿卫生条件很差，地方肮脏，“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希望之谷的英籍“大医生”（医药总监）莫斯霍（Dr. B.D.Molesworth）走访该院，他告诉病患们双溪毛糯麻疯病院环境优良、设备完善，还有学校供病友上学，温言鼓励他们搬到希望之谷去。叶添听了为之心动，未久就申请转院，在1954年搬到了规划良好的希望之谷。
叶添在院内的特拉维斯学校完成小学教育。读书识字这件事给他的人生增添了姿彩，年轻时他喜欢阅读中国历史、人民画报，晚年住进病楼，报章就是他的精神粮食，每天早上他都会阅读一两份中文报关心天下事。
小学毕业后，叶添曾在麻疯病救济会（MaLRA）在院区设立的养鸡场工作一段时期。在这期间他向行政处报名应征工作，面试当天莫斯霍医生问他为何要找工作，他答道他全家人都回去中国了，留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后来叶添成功被录取，当上了病楼助手（Ward Attendant），自此他就寄情于工作，十年如一日地在病楼服务。
当时每间病楼共有四名助手，分早、午、晚三班，轮早班的话凌晨5点就得到病楼报到，然后去茶水处领茶，派早餐给病友。病友们病况不一，他会逐一牢记病人宜食或忌食什么食物，妥当分派食物给他们，若是有病友刚刚锯了脚，他会给他派米粉和猪肝汤。
“中间有张桌子嘛，他们的碟子统统放在桌子上面，摆好了，我们就派饭、派菜、派鱼啊这样。一桶菜、一桶猪肉、一桶饭，共三桶。他们有两张长的椅子，病人坐着吃囖。吃完了我们就收回去洗。以前英国殖民时期，我们华人有吃猪肉的，独立了他们才不给嘛。马来病人和印度病人就吃羊肉。”
叶添能靠义肢自由行走，进行日常工作。（陆奕萌 摄）
叶添说，那时每间病楼有四个病楼助手，每个星期换班，轮晚班的病楼助手须从晚上9时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时，无法行走的病人晚间会直接便溺在桶里，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得拿去倒，并把桶洗干净。
“我们用烧烧的肥皂水把屎桶洗得干干净净，还发亮呢！现在他们有pampers（尿片），以前我们做时没有pampers的哦，大便在床要拿去洗。一个人过世了要推床去洗，要晒太阳。” 他说，除了照护病人之外，平日病楼助手还得洗地、抹风扇、扫天花板、抹门。
“如果晚班有病人病情发作要入院，我们就要请护士联络医生，要是医生批准让病人进楼，我们就要打电话叫救护车去载病人，然后拿着病人的papan ( 病历板）去登记，准备粪桶和床铺给刚入院的病人。隔天一早拿着护士收集的病人尿液去给医生检验。工作一脚踢啊……呵呵呵。”他咧嘴笑说。
叶添是个尽责的员工，他只知道完成自己的份内事，不求病人感恩。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做的嘛，有什么谢不谢的？”
虽然工作辛苦，但他说：“没有办法啦，没有钱，没有办法。”起初他的每月津贴只有18块钱，后来起到61块，最后加到141块50分。退休之后他和其他院民员工一般，每月领100令吉的津贴。早年赚到的钱他除了用来买书刊之外，还用来交旅费乘坐参议会的巴士到处去旅行，他去过的地方包括马六甲、安顺和波德申，周末亦会随团去吉隆坡看电影。
少壮时期叶添还十分热心政治，曾是前民政党峇都国会议员兼甲洞州议员陈志勤的中坚支持者，曾在大选期间到过双溪毛糯新村、增江和安邦替陈志勤拉票。他说，1964年大选时陈志勤是甲洞区州议席候选人，当时希望之谷属于甲洞州选区，陈志勤到访院区拉票时就坐在公平咖啡店议事，院民纷纷前去跟他讨福利。
尽管那些年叶添过着相当活跃的人生，但其实他的身体遭到病菌严重侵蚀，以致他十指残缺、双脚溃烂。1960年代他住在屋仔时，曾栽种玫瑰花，须大量使用农药，他怀疑农药损害了他的身体，导致他患上癌症，被迫把右腿锯掉。1993年，叶添在院方的安排下到文良港的医院进行截肢手术，手术过后他只休息了一段时期就套上义肢继续工作，可见他多么看重自己的工作。
麻疯病让他失去了亲情，自小住在他们家中的童养媳郭小妹亦嫁人了。在1970年代初，他曾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孩“阿兰”，与她约会过一段时期，但后来有人把阿兰介绍给一名住在新村的已婚村民，她自此就离开了院区。
回想起自己的一生，叶添说：“我啊，我如果没有中病，我就做头家了咯。”一问之下，原来他小时候的媳妇儿郭小妹家里是开叉烧饭店，他难免会想到，如果自己没有患上麻疯病，很可能就是叉烧饭店老板了。
“这是我们的命运，不能够怨的，是吗？我们做人，要脚踏实地。过去的已过去了，讨不回的。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做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看破。”他说。
虽然遭到家人遗弃，但叶添仍保持乐观的心态。（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