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而曲折的回家路——后代寻根篇
那一天，骆胜家（Loke Seng Kah）像往常一样，拎着一包干粮和小吃到病楼看望90岁的老母亲。他和很多麻疯病人的第二代一般，出世没多久就被抱出去给人领养，懂事之后才知道自己是麻疯病人的后代。
骆胜家帮他母亲扭开鸡精罐。（陆奕萌 摄）
骆胜家与母亲闲话家常。（陆奕萌 摄）
现年67岁的他在1949年于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出生，双亲都是麻疯病人。骆胜家是大儿子，底下有5个弟妹，他和小妹被姑姑收养，大妹、二弟和小弟则被送到双溪毛糯新村寄养，还有一个妹妹则送给马来人领养。
骆胜家出生一个月后就被姑姑带去槟城抚养，姑姑将他视如己出，他从小就唤姑姑作妈。6岁时姑姑一家带着他搬去江沙，大约10岁左右学校放假时姑姑才第一次带他去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探望父母，父亲则偶尔会乘坐火车到江沙看他，疏离的亲情就靠长长的路程维系。
骆胜家的母亲林乃（Lim Nai）年轻时在院区经营杂货店，父亲在帮忙顾店的同时亦开德士讨生计。两人的病情比较轻微，身体没大碍，因此他的父亲治好后就“割牌”离开院区，住在双溪毛糯麻新村。由于院区禁止已“割牌”的康复者在院区过夜，所以他的父亲日间帮忙顾店，天黑之后就得回到新村。
到了1969年，骆胜家随姑姑从江沙搬到双溪毛糯新村，住在三个弟妹家的隔壁。他说，由于自小分离，他和父母及弟妹的感情比较疏离，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母子俩享受片刻的天伦之乐。（陆奕萌 摄）
上中学时，骆家兄弟姐妹有的被送到位于莎亚南的蒙福少年城（Monfort Boy Town），有的则被送到位于蒲种路的清心慈善社（Pure Life Society）。其他收养麻疯病人儿女的慈善机构还包括吉隆坡的圣婴修女会 (Sisters of the Infant Jesus) 、咖啡山孤儿院（Bukit Nanas Orphanage）、雪兰莪煤炭山的善牧福利中心（Good Shepherd Convent）、万挠的孤儿院、怡保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马六甲的姑娘堂等等。
亲情非常疏离
据清心慈善社主席孟卡兰（Mother Mangalam）透露，该院在1953年首次收养双溪毛糯麻疯病院的孩子，最后一个来自该院的孩子则是在1978年住到清心慈善社，在这20年间该社一共收留了37名麻疯病人的儿女。这些孩子的年龄介于8岁到10岁，尽管院区内设有特拉维斯学校，她相信父母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把他们送到该社寄养。
孟卡兰翻阅旧档案，查找来自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院民子女的资料。（陆奕萌 摄）
孟卡兰早在1951年就走进麻疯病院服务病人，当时她是该社创办人苏瓦米（Dr Swami Satyananda）的助理，首次来到院区时眼见许多病人肢体伤残，她的心情非常沉重。清心慈善社收留第一批孩子时，该社目前的院区还未落成。
她说，他们曾收留过一个罹患麻疯病的孩子，每个星期都得送他去打砜针（sulphone injection），他念中学时就已痊愈，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当熟练工人，结婚前还特地回来获得她的祝福。现在他已是一个爷爷。
1959年到1992年在清心慈善社服务的前总管（Chief Administrator）西华都赖（S. Selvadurai）说，当时他们每个星期天一点午饭过后都会开放让父母与孩子在食堂团聚，他记得麻疯病人都会带着食物和水果来探望孩子，由于该社提倡素食，只提供全素餐，因此父母可带孩子出去外面的食肆享用荤食。他印象中这些孩子见到父母时都很安静，与父母非常生疏。
西华都赖（连翎翔 摄）
“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人们蔑视这种疾病及麻疯病患。但他们都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就跟一般孩子无异。”
孟卡兰记得，从前社里有个男孩，父亲与他分隔多年后突然来找他，但他拒绝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很坚决，说我不认识他。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他听到消息后很平静。但他直到现在仍时常寄来一百块捐款，他原是在公积金局工作，现在已退休了。”
她说，该社乐见孩子与他们的父母骨肉团圆，但当时政府实施隔离政策，人们害怕麻疯病，而孩子和父母长久分离，感情并没有建立起来。另外，有可能孩子亦担心遭到社会排斥，影响自己的前途，而不愿与父母相认。
她表示，在清心慈善社，孩子们的身世都是保密的，该社向来一视同仁看待所有人，不以种族、文化、宗教区分任何人，并认为任何疾病都是可以治愈的，所以社里的孩子都和睦相处，麻疯病人的孩子并没有遭到其他孩子的歧视。
孟卡兰主持的清心慈善社给了麻疯病院的后代一个家。（照片由孟卡兰提供）
但是，有的孩子还是曾有过被歧视的遭遇。她追忆，从前曾有一个家庭要领养该社的孩子，把两个女孩带到澳洲，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但这个家庭后来不知从何处获知孩子是麻疯病人后代，就即刻把两个女孩送回清心慈善社。
清心慈善社是由苏瓦米创办，目前由孟卡兰主持。（陆奕萌 摄）
婴儿送外寄养
英殖民地政府自30年代开始就实施儿童保护政策，病人在院内生孩子之后，就须把孩子留在院内的“婴儿之家”（Baby Home）六个月，每个月只获准看望孩子一次，每次只限一小时。在这六个月内，父母须联络亲属把孩子抱走，否则就得另行安排孩子的去处。因此很多麻疯病人的孩子都被人领养或在孤儿院或修道院长大。
如果没有亲戚朋友代为照料他们的孩子，院民就得把孩子送人或送到慈善中心寄养。（照片由国家麻疯病控制中心提供）
负责照料院民孩子的善牧福利中心修女。（照片由黄健在提供）
刘亚凤（连翎翔 摄）
在院内担任洗衣工的麻疯病人刘亚凤（Low Ah Fong）年轻时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但她从未抱过自己的儿子。分娩后，她只望了儿子一眼，儿子就被护士送去婴儿楼。每个月她只获准探望儿子一次。“那个护士抱着，距离很远给你看，都不能靠近点。给你看一下而已。抱？摸一下都不行。”
刘亚凤的儿子未能活过六个月就夭折了。
魏亚娇（连翎翔 摄）
另一名院民魏亚娇（Gwee Ah Kay）追忆：“我差不多要生孩子的时候，快点写信去马六甲姑娘堂，请求他们写那些马来信，叫那个sister（修女）帮我养，我有小孩，差不多6个月、7个月左右，你可以帮我带吗？她说可以，我们就差不多6个月、7个月左右，抱去马六甲给姑娘带，我们每个月给钱啦！收我们很少，30块一个月而已。”
她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送到马六甲的姑娘堂，二儿子则送住过甲洞、士拉央、万挠等地的慈善机构，小女儿则寄养在咖啡山孤儿院。孩子分散送养，父母唯有数地奔走探望孩子。
黄玉安（连翎翔 摄）
她的丈夫黄玉安说：“辛苦，辛苦。这里参议会有巴士（Council Bus）载我们去，这个礼拜去那里，第二个礼拜去那里，是这样。”
问到孩子亲他们吗，他坦承：“不怎么亲，真的不怎么亲。有时还哭，他看到我们，不习惯。他们是sister（修女）带惯的。有时可以带回来的，放假可以带他回来这里，我们这里带他，哄他，他哭我们就跟他讲英文，我们明天带你去波德申玩，他才安静一点。”
将设DNA银行
为了跟一般孩童作个区分，麻疯病人的豆花疫苗都是打在大腿内侧，而一般人的豆花疫苗都是打在手臂上，这个特点成了透露麻疯病人儿女身份的一个线索。此外，后代寻根最重要的凭据就是院内文员熊荣生保存的婴儿出生记录簿。
在院民孩子的大腿上接种的疫苗。（陆奕萌 摄）
根据麻疯病院的婴儿出生记录簿，第一个在麻疯病院出生的婴儿是在1945年12月9日诞生，最后一个则是1982年10月28日，这37年来共有1147名婴儿在麻疯病院出生。熊荣生指出，后代寻根最困难的是没有足够的资料，如父母的正确姓名、后代的出生日期。
无论如何，要准确鉴定麻疯病人儿女的身世，还需进行脱氧核糖核酸（DNA）核对，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方曾承诺设立脱氧核糖核酸银行，但迄今尚未落实。该院总监卡立依布拉欣（Khalid Ibrahim）受访时肯定了这个措施的重要性，他说：“向麻疯病康复者采集脱氧核糖核酸非常重要，由于当时的政策，他们被迫与骨肉分离，但他们的孩子未来可能会回来寻亲，因此这个银行非常重要，我们将会向康复者采集脱氧核糖核酸。”他表示，卫生部已有相关设备，而进行相关工作并非难事，因此他相信2017年中应可完成。
马来妇女寻亲
近年通过熊荣生的协助，有三个麻疯病患后代得以获知他们的身世，包括被澳洲人领养的朱莉（Julie）, 纽西兰人领养的艾斯特（Esther）以及送给马来人领养的诺莱尼（Noraeni Mohamed）。
数度亲眼见证骨肉团圆的他说：“当然看起来很感动啦，最后呢，虽然跟儿女分离了那么多年，这样多方面的人帮忙找到他们，真是很值得怀念。”
一名母亲与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的感人时刻。（何叶盛 摄）
一个自小被外国人领养的麻疯病人后代与亲生父母在病楼重逢。（照片由朱莉皮尔斯提供）
三代同堂，喜庆家族的历史性大团圆。（林美金 摄）
2009年的某一天，熊荣生从报章上看到一名马来妇女诺莱尼找张天赐协助，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于是他就打了电话去张天赐办公室留话，如果他们要获得详情，可到双溪毛糯麻疯病院找他查看记录，但却没有任何回音。
一名由马来人家庭领养的麻疯病人后代回到希望之谷寻根，却只找到生母的坟墓。（陈彦妮 摄）
后来，当时担任电视台记者的陈彦妮联络上了诺莱尼，透过熊荣生和其他院民的协助找到了她生母的坟墓。陈彦妮过去十年一直协助院民后代寻根及撰写院民的故事，目前是麻疯病院参议员，她和诺莱尼后来合著了一本书——《在坟前相逢》 （Reunion at the Graveyard），讲述诺莱尼寻亲的故事。
诺莱尼和陈彦妮合著《相遇于坟场》一书。（林丽珊 摄）
双溪毛糯医院副总监阿敏医生协助麻疯病人后代找回他们的的报生纸。（林美金 摄）
院内好些院民的儿女都被马来人家庭领养，诺莱尼并非唯一的一个。骆胜家其中一个妹妹亦是被马来人家庭领养，他的母亲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个过去，直到她80多岁时才突然告诉他，他有个妹妹被送去给马来人领养，要他把妹妹找回来。
他认为，这个妹妹会被父母送走，很大可能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至。这个妹妹出世后，父母把她送给了医生仔，医生仔又送了给他的亲戚，院内很多婴儿都是这样被送走。这个在马来人家庭成长的妹妹长大后出人头地，当上了医生，近年终于回来与母亲相认，曾数度到病楼看望母亲，但骆胜家始终跟她缘悭一面。为了见这个妹妹，骆胜家留下电话号码给与他的母亲住同一个病楼的岳母，交待她要是见到这个马来妹妹就嘱咐她打电话给他，但他始终没等到这通电话。
“好像没有缘。我们有生之年，有机会遇到自己的妹妹也高兴。我们不是说要分种族，我们只是要亲情，要认她。她要认我们，不要认我们，只让我们看一下，也心满意足了，人是这样吧！”
今年十月间，骆胜家终于在病楼与刚好来探母亲的亲生妹妹见面了。辗转数十年，他见到了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妹妹，了了一桩心愿。
盼勿再有歧视
许多病患儿女都成长在麻疯病人仍被严重歧视的年岁，有的走了出来，有的还活在阴影中。从前很多麻疯病人都会嘱咐自己的儿女，别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双溪毛糯，尽管时代已改变，但很多麻疯病康复者的儿女依然拒绝曝露身份，骆胜家是个异数。
他说，在六七十年代，人们非常惧怕麻疯病，一讲到“双溪毛糯”就为之色变，因此在外面工作的院民都会设法隐瞒自己麻疯病人的身份。
“那是1960、70年代，他们住在双溪毛糯，但不敢讲双溪毛糯，他要讲梳邦，做工也讲梳邦。那时新村有做那些神戏，他们出去看戏，人家比较歧视，他们回来会讲。”
见证过麻疯病人如何活在恐惧中，因此他希望能透过自己的分享，破除社会尚存的偏见。“我是要告诉大众，这些病是没有那么可怕的病，要让人家了解这个东西。这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没有什么歧视了。”
采访：陈慧思、黄子珊
撰稿：陈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