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区最后一个摄影师
1957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展开全新的一页，那一年，刚刚成年的梁志君亦面临人生最大的转变。
尚在中学求学的他突然肌肉麻木、手指弯曲，验血之后被诊断出罹患麻疯病院，被迫离开家乡芙蓉，住进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寻求治疗。
梁志君在中院的家。（陆奕萌 摄）
住院观察一两个月后，医生安排他住在院区内的屋仔。18岁的他到院区内的英校特拉维斯学校（Travers School）继续上初中二。从华校转至英校的他有适应困难，中五那年考了三次海外剑桥学校资格考试（Overseas 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才考获三等文凭。
“这里考到第一名也没有用，这里的工作有限，文员的工作机会不多。”他说。得了病，他的世界瞬间变小，这一句话折射出了麻疯病康复者内心的无奈。
毕业后，一个老师去世，他当上代课老师，数个月后升任正式教师，教中一、中二数学、历史和地理。双溪毛糯麻疯病院过去是个自给自立的社区，特拉维斯学校的教师都是院民本身，由于识字的院民不多，受过教育的院民都可轻易当上教师，无须受训。
学生必须参加一般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和高级剑桥文凭考试。（照片提供：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参议会）
他说，当时课室和师资皆有限，学生人数亦少，因此校方把中一和中二合并、中三和中四合并，一班只有大约只十一二个学生。
他每月领着百多块的津贴教了三、四年的书，直至1980年代学校因学生人数剧降关闭为止。换言之，梁志君是特拉维斯学校的最后一批教员之一。
失业以后，梁志君当过院内福利部的打字员，也当过行政楼注册部（Admission Room）的书记。
1970年代，院内成立了一家护士学院，受训的20多个护士大多数都来自外州，特别喜欢拍照留念，接触到这些护士之后，曾学过摄影和暗房技术的梁志君萌起了重拾摄影兴趣掌镜的念头。
刚巧，当时院内的摄影师准备“割牌”离开院区，梁志君就用自己的储蓄和家人给他的钱把他的暗房内的机器、药水和放大镜等器具买下来，同时花了400块钱收购他的相机，那是梁志君此生拥有的第一台相机。
梁志君年轻时热爱摄影。（陆奕萌 摄）
一开始他拍的照片都是黑白照。每当护士学院有活动、茶会、颁奖仪式、毕业典礼等都会邀请他去拍照，受训护士们在课余时亦喜欢穿着制服拍照留念，以寄回去家乡给家人。
梁志君说，院民当时都没有拍照留念的习惯，可能是自卑心所致，或不愿公开自己是病患的身份而忌讳上镜，就连他本身都没有拍照留念。
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他曾拍下了所有院民的照片。在我国推出新式身份证之后，院民皆须拍张近照，以更换身份证。照顾院民福利的麻疯病院福利部找来了梁志君，让他包办拍摄和冲洗工作，费用则一概由该单位负担。
梁志君用一块布料在大楼走廊简单地布置一个布景，就让院民坐在布景前拍照。“有些没有（正式）衣服，我找到一件旧的大衣，黑色的，每次都叫他们穿了大衣来拍。”他笑说。
照片冲洗出来之后，他就直接交给麻疯病院福利部，由福利部员工安排流动登记局前来替院民换身份证。
梁志君背着相机到处拍摄的画面，是当年希望之谷的一道风景。打响名堂之后，附近康复者聚居的马来甘榜有喜事时，都会邀请他帮忙拍结婚照。他就背着相机，骑脚车去甘榜拍摄，1978年非法酿酒事件（Samsu Case）期间，院方严厉实施宵禁，他只好走后门出去工作。
他说，那时他拍照都是按张数计算，一张照片收块多钱，有的客户只要拍几张，这时他只好在暗房里把拍好的菲林从36张一卷的菲林中分割出来。如果客户要彩色照片，他就得把菲林送到双溪毛糯新村的一间洗相店冲洗。
“这是兴趣之一，如果说赚钱是赚不到啦，这里人口这样少，我们也不敢开高价，以前拍一张我赚到块二钱罢了。”也是参议会秘书的他在办公室受访时说。
后来，随着一个老摄影师退休，梁志君成了院区唯一的摄影师，院内大小活动都会找上他。
“本来有一个老人家有拍照，那时候还是黑白的，后来他退休，没做了，全部换成颜色的，（别人要）拍彩照就叫我去拍，那个老人家不能够活动，至少我还可以坐脚车到处跑，做freelance（自由业）囖。”
除了牧师的茶会、圣诞表演、外宾呈献歌舞等节目，他最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曾接待由慈济人带来院区的香港艺人李香琴。
“我们带他去佛庙烧香，有拍到几张照片啦。”
除此之外，他还曾拍过艳舞女郎！他笑说，以前病院的艾玛吉星医生（Dr. Amarjit Singh）是野兔越野协会的会员，有一次该协会在院区举行越野寻宝活动，他们在树林里搭了一个棚，跑完后就在那儿观赏泰国脱衣舞女郎的演出，当他们聚精会神观赏的时候，梁志君举起了相机拍下当时的情景，可惜这些照片他都弄丢了。
梁志君正在整理需要分派给院民的信件。（陆奕萌 摄）
从1980年代开始，梁志君当上了邮差，负责收信、寄信。直到现在他仍是院区的邮差，每月领240块的津贴。
他说，他们都是买了邮票放在办公室里，要寄信的病人会来买邮票，然后把信件放在邮箱里，每天早上九点他就把信件拿出来，交给流动邮车。那时病人还可通过流动邮车存款，提供存款服务的邮车每周都会来一次。
如果邮车送信过来，梁志君会把信交给菜房的员工，让他们派给收信人，或是交到打字员熊荣生手中，让他交给中院菜房掌管人（Section Steward）李初成，再转交下属派给住在屋仔的收信人。如果收信人是住在大楼，他就会亲自跑一趟。
“这叫分工合作，一样工几个人做啦，没有工作嘛。”他解释。
他回忆五六十年代的情景：“以前我们的信要出的时候，全部都要消毒过的。真的。以前他们以为我们的细菌会传染到外面的，所以全部的书信要出去的时候……我们的邮局里面有个消毒区，全部放在那边，要消毒之后才能够寄出去。”他接任邮差时，这个程序已取消了。
梁志君在25年前结婚，妻子是印尼华人，他俩的女儿已24岁。
转眼间，用镜头记录过希望之谷的悠长岁月的他，已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头发斑白、耳朵半聋的77岁老翁。回首人生，他说：“这个病打击就很大啦，在外面读到中学了，突然间进院转读英校，本来是读中文嘛，不过也好啦，因为读英文多了见识。”
“住这里在视野方面太小囖，在外面眼光比较大些，来到这里差不多每个人都一样的，没有那种求上进的野心，过得去就算了囖。”
“每个人来的时候，医生都说六个月就好了了，你不用担心啦，但过了六个月你自己都不想跑了，因为这里有很多朋友啊，心理上你都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一种亲切感。有一些也是找不到工作嘛，大家都同病相怜啊, 都是朋友啊，你到处都可以跑。”
六个月再六个月，久而久之就是一辈子的事了。他说，他没有特别开心，但在这里生活悠闲，无忧无虑，算是如此了。
希望之谷的邮差兼摄影师梁志君。（陆奕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