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怀失故乡

希望之谷目前住有138个院民，平均年龄70岁，他们是最后一批的留院者，以院为家，决定在院内终老，尤其是那些来自印尼的病患，打从他们入院开始，绝大部分就与家人失去联系。他们与世隔绝的在希望之谷居住了超过半个世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故事。

 “印尼人很多没有红登记呀，怎么回家？”黄章祥说，很多印尼人和他一样，年轻时因病离家，却不曾料到离开祖国的那一天，此生就与父母永别了。

1938年出生的黄章祥来自印尼巴眼牙比( Bagan Siapi-api )，祖籍福建金门。家里兄弟姐妹有8人，他是家中老大，下有三个妹妹，四个弟弟。由于家里人口众多，食指浩繁，黄章祥自小在极为穷困的环境里长大。

“你知道吗？我们的校服补到不能再补，哪里破哪里补，不会随便丢衣服的。现在的孩子较好命，裤子破了就不要了，我小时候看见村子里的每一个孩子都穿破衣服！”

家里所有负担都靠父母出海捕鱼支撑，因为家里经济窘困，黄章祥十多岁就失学了，帮忙父母挣钱养家。

“我念到小学五年级而已，家里没钱交学费就不读了！我十多岁就跟父母去捕鱼，我们在海上拖网捕鱼，一天出海两次。水涨时我们就下网，我们的拖网可以捕捞到各种水中鱼类如‘臭鱼’、‘七青’、各类大鱼、虾和鱼仔同时被捞起。我们把这些鱼加以分类，然后送到巴刹去卖。‘臭鱼’杂鱼，一斤才卖一角或两角钱。一般人用‘臭鱼’来做咸鱼，虾仔我们印尼人就拿来做峇拉煎(belacan) 。”

峇拉煎是当地主要的调味品之一，印尼人喜欢把虾仔剁碎，加上一点盐，拿到户外曝晒变成虾干，之后将虾干切碎搅烂，调味后就能出口到外国去。

家里原本简单平淡的生活，却在黄章祥22岁那年出现了涟漪。他一夜之间突然体悟到幸与不幸、只有一场病的距离。

“我妈到处带我去求医，看了不少西医，花了不少钱，医生证实我患麻疯了。这么多兄弟姐妹中，不懂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中病，印尼根本没有办法医治这个病。后来有人介绍印尼的病人到马来亚麻疯病院治疗。于是我的父亲就找了印尼船夫，给了他一笔钱载我过来这里，被逼离开家人了！”

他犹记得，当地的介绍人还去到他的住家，把他载到巴眼牙比的码头，年轻气盛的他知道要离开家人，一种悲凉袭上心头。那时候，马来亚对他而言是陌生的，没有亲人陪同他飘洋过海来求医，他一抵达巴生港口时是黄昏时分，心情茫然无措。他傻傻看着熙熙攘攘，忽聚忽散的过路人，自己未卜的命运之火也光怪陆离般的闪烁着，如同游魂一般在空气中飘浮着。

“后来我被安排去到巴生的医院，医生检查我的病症，确定我是麻疯病患后，便让我坐着医院的救护车来到双溪毛糯。我的行李袋里只有几件衣裤而已，还有我父母给我的20块钱。”

一入院，双溪毛糯的医生就让入住24号病楼，他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跟他同病相怜的人，心情十分复杂。

“一间病楼有18个病人，比较多老人，像我这么年轻的比较少。我一住就住了四个多月才出院。出院后洋人大医生安排我去409号屋仔居住，那是一间六人单身男子居住的屋仔，三人一房。我出院时什么也没有，便去院区的仓库领取木柴、饭锅、被单、蚊帐、火柴、碗、草席、三块床板和床架。”

当时，中院区共有248间屋仔，而东院区共建有161间分别为二人、四人及六人居住的屋仔。黄章祥居住的409号屋仔则位于东院区，是英殖民时期最早兴建的欧式房舍，采用簇群建筑形式（cluster design）。每间屋仔前方都有各自的空地，可供院民栽种花草。

20多岁初初搬到屋仔居住时，黄章祥觉得很不习惯，虽然同房的还有另外两个单身汉，但是各自得负责自个儿的生活起居，自己煮食。他想念远在家乡的父母，于是得空就写信回家。尽管在空间上与家乡相隔太远，但是父母与熟悉的故乡仍牢牢地维系着他的感情。

“父母问起我治疗的进度，我说还没完全康复。心想暂时不回印尼，因为回去的话也没有药医，我只是希望在这边医好了、完全康复了再回去。当初真没想到会住那么久的。”

30岁那年，他想在院内找份工作，可是因为学识低，又没有大马公民权，所以没能当上正式的病患员工，充其量只能当“替工”（ganti）。

“我只是去顶人家不做的苦力工，好像扫水沟、割草，还有去大楼顶Kepala 的工，洗厕所的工我也做，都是那些有登记的人顶工给我，一天赚八角钱。每个月顶不同的杂工，赚一些零用钱。有钱买东西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勤奋一点工作的话，我一个月可以赚到30块钱。”

37岁那年，黄章祥和另一个小他12岁的女院民——王妹结婚了，并生了一男一女。婚后两人开始种一些花来卖，经济日趋稳定。

1996年，当院民出院的出院、老死的老死，一些大马籍工人也因为年迈体弱无法工作而纷纷入住大楼疗养之后，申请病患工作方面也渐渐少了竞争。58岁的黄章祥终于有机会当上正式的病患员工，在院区的仓库当助理，每月领取RM136.08的工作津贴。

所谓的仓库助理(Store Attendant) 就是协助仓库管理员（Store Keeper）打理仓库内的大小事务，包括扫地，清理仓库周围的水沟，派发鞋子、布料、肥皂、饭锅等等日常用具给院民。

“很多物资我们现在都没有派了，比如洗衣皂啦，橡胶鞋啦，火柴啦！从前政府还有派病患员工制作工作服的布料给工人，后来工人越来越少，就没派了。不过我每天早上八点依然去上班，去那边扫扫地，清理水沟，如果有人拿破损的厨房用具来更换，我就协助仓库管理员点货。我工作时已经没有多少人来仓库换取东西，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轻松。有时早上九点我就关门回家了，跟我太太一起吃早餐，然后在屋前种花。”

由于院民人数近年来已锐减，再加上很多慈善团体过年过节都会来发放物资和生活补助品给所有院民，他们的生活已大大获得改善，政府于2012年关闭了院内仓库，将它改为社区文物馆（Artefact Gallery），黄章祥终于退休了。他和太太继续靠在屋前的空地上种花卖花维生，日子过得惬意而静好。

“我们自己顾自己，不担心什么，自供自足，也不用跟人家借钱，政府又有派伙食费给我们，还敢要求什么呢？欢欢喜喜度日，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就好了！”

可是，时间和距离的阻隔，让他对印尼老家和亲人始终有份牵挂。许多印尼人因为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导致他们康复后要回家的愿望，久久无法实现。黄章祥就曾等了超过40年，才终于等到了可以让他重回老家探亲的通行证——红登记。

2000年，终于申请到红登记的他，第一次踏上回乡的道路。回忆起老来回乡探亲的经历时，他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感慨与无奈，就如同他阐述当年离家时的情况一样。

“我老来才回家，父母都死了，那是我第一次回印尼祭拜我的父母。一些弟妹已经失去联系，还住在家乡的三妹也有子女了，虽然有出来跟我见面团聚，但是因为我离家时我才20多岁，62岁了才回去，我们哪里还有亲？”

那一去的回家，他完全没有与手足久别重逢、叶落归根的喜悦，反倒离家时的少年英姿和回家时的老态龙钟成为了强烈的对比，唯一不变的，是他竭尽全力，要挥也挥不散的感慨与悲伤。

“这么多弟妹当中，只有我的大妹有来过双溪毛糯探望我。其他的弟妹都不亲了。我三妹有称呼我，我们吃顿饭而已，没有什么话题呀。哪里还有亲？” 在这句看似平淡的问话中，承载了黄章祥感受不到手足之情的莫大遗憾，我们的访问就在这样说不清的情感中，悄然而止。

口述：黄章祥

采访：陈彦妮

撰稿：陈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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